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仍然倾向于将通信秘密和表达自由关联起来，而非将其直接与隐私挂钩。
[4]我国宪法中对全国人大的职权设计是通过列举主义的方式展开，不仅在《宪法》第62条中作出了逐项集中列举，同时也在《宪法》其他条款中作出了分散列举。宪制改革试验与其他的授权改革试验不同，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为改革试点提供了法律上的正当性，[49]但由于改革试点触及宪法体制的调整，无法在现行立法框架下完成改革试验，亦无法通过宪法解释来进行宪法变迁，因此一些观点认为，此项改革决定应当由全国人大基于主权机关地位和兜底职权作出。
这种需要经由对全国人大的列举职权进行宪法解释而发展出来的权力，有学者将其称为附带职权而归入兜底条款中。因此，对兜底职权作出界定，必须厘清与列举职权之间的关系。[48]参见沈岿：《论宪制改革试验的授权主体——以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为分析样本》，《当代法学》2017年第4期，第5页。[27]在这一界定下，不仅前文中各项授权决定以及暂停适用法律的决定都属于立法性决定，还有诸如关于国旗、国歌、国家节日的决定，关于刑事法律制度的决定，关于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等大部分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都可以纳入进来，作为立法权行使的方式。[46]可见，对黄河治理规划进行讨论和决议，在彼时的背景之下，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行使之职权。
马工程宪法学编写组编：《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241页。由此可以归纳出重大事项决定权作为兜底职权的两个标准：一是重大事项的总体性远景规划超越了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职权范畴。这又具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回避，诸如北京、内蒙、青海等地制定的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通篇未提到宪法，对合法性审查的内容明确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这是一种从政治的角度保障宪法的思想，不是法律性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产生职权转移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对其做限定性理解和解释。从实际操作来看，省级人大常委会行使批准权的方式多是事前把关。《立法法》第110条第1款规定省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要求，正是考虑到它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可能遇到所适用的法律文件存在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在于保证它们能够依据宪法行使权力
④(三)省级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在学术上有争议尽管学术界鲜有专门讨论省级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权的著述，⑤但关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享有宪法监督权则自现行宪法实施以来便争议不断。见刘松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保证宪法实施的地位和作用》，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3期，第87页。
合宪性审查的主要内容是立法性文件，而我国最基层的立法性文件是分别由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其政府制定的规章以及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些立法性文件都要报经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源自1982年地方组织法赋予省会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地方立法权。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不仅是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根据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组织，乃至全国各族人民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52)See Mark J.Richards,Herbert M.Kritzer,Jurisprudential Regimes in Supreme Court Decision Making,9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05,305-320(2002).(53)相关研究参见朱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故事》，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第66页。
(66)丁轶将自主性立法中的立法事实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不需要由中央统一立法的事务和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三大事项相关的制度事实。⑨参与现行宪法起草工作的许崇德教授在此问题上有过不尽一致的表述。(36)这种做法亦很难落实合宪性审查的要求。因此，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要求时，应当做好事实审查，并将审查结果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省级人大常委会事实审查的基础上作出法律判断。
(19)监督宪法的实施侧重于事后的纠正，是对执行者和保证执行者的督促和矫正。(59)有鉴于此，省级人大常委会并非承担合宪性审查的合适机关。
参见[日]三浦隆：《实践宪法学》，李力、白云海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328页。(16)苗连营：《关于设立宪法监督专责机构的设想》，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4期，第7页。
(14)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涉及合宪性审查的具体规定。202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中也规定：在备案审查工作中，应当注重审查是否存在不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精神的内容。为数不少的学者主张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亦应享有宪法监督权。见苗连营：《关于设立宪法监督专责机构的设想》，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4期，第8页。换言之，省级人大常委会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是要在具体工作中推进宪法的实施，把宪法原则和精神予以贯彻实施，并防止违宪行为的发生。(四)及时落实合宪性审查决定省级人大常委会协助合宪性审查还包括及时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决定，并在需要时根据审查结果依法撤销同级一府一委两院及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适当的决议、决定。
(三)作为维护中央权威的合宪性审查我国合宪性审查在根本上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宪法权威，确保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保持国家稳定。①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加强宪法监督、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举措。
因为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制定法律后，宪法的原则、精神、理念及规范内涵已经被法律具体化。也就是说，经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在法律效力上被视为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19)胡锦光：《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中不同主体的职能定位》，载《法学家》2020年第5期，第81页注56。(67)这种决定并不立即改变地方性法规的有效性。
立法程序中的合宪性控制能否称之为合宪性审查是颇有疑虑的。(一)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不等于合宪性审查《宪法》第9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58)作为一个单一制、多民族、长期统一的国家，推进合宪性审查，必须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保障法治统一。譬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针对收容教育制度的合宪性审查建议表明，《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在制定之初符合宪法规定，但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后，认定启动废止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
(44)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能力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制度优势。根据《宪法》第100条规定，只要不与宪法相抵触，就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室认为，至少省级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时，应当将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作为一项审查内容，并适用合宪性标准作出判断。关于省级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权的权威表述亦不一致。
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赋予省级人大常委会及时报告和依法提请审查的义务。其中，地方人大常委会——尤其是省级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对报送其批准或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是一个实践中亟须解决，制度上又不明确，且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
(65)魏增产、邓翔宇：《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的空间和机制》，载《政法学刊》2021年第1期，第29页。(67)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21年1月2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2期，第350页。直到2015年《立法法》修改将地方立法权扩大到所有设区的市以及4个不设区的地级市时，仍有人主张取消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批准程序，还是未被采纳。(40)宪法精神是制定和实施宪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准则，是贯穿立宪和行宪的基本精神，(41)需要从宪法文本乃至宪法制定的历史背景、制定过程、主要任务等文本以外的因素中推导、论证、引申出来。
刘松山教授认为，当一个行为，特别是那些国家机关及其负责人或者政党及其领导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同时也违背了宪法，造成了恶劣的后果，虽然也可以通过违法处理的程序予以处理，但由于该违法行为具有了挑战宪法权威和尊严的恶劣影响，所以，就应当视为违宪行为。(62)(二)提出合宪性审查报告或要求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对审查对象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应坚持对法律做合宪性解释，即当法律存在违宪疑虑而又有复数解释的可能时，选择基于符合宪法的解释进行审查。
(47)此外，不相抵触的审查标准极为模糊。尽管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对成文宪法的意义建构，但真正决定宪制性权力归属的不是学术场域中的法理学说，而是有效的宪制安排。
(31)这在学术上有不同的观点，但从《立法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的法律监督体系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被视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由全国人大统一行使监督权。(45)有关中国宪法规范的文本特色以及消极规范和积极规范的不同审查标准，参见刘连泰：《中国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文本实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01-103页。
